设计师之春 关注中国新的设计力量

　　学习还是抄袭？
　　不明就里的人在长乐路上逛一圈，会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设计师店铺的装潢乃至服装风格都千篇一律，简直像是同一系列的几家分店。事实上，正是One by One的成功使得各路人士纷纷聚集到这条短短的马路上，而One byOne 恰好就成了他们争取盈利时参照的范本。高欣与翘翘的丈夫，同时也是设计师的大雄是大学同学，在他计划开店时，就曾经向大雄询问过客流量、月盈利乃至地板购自何处等问题。如果说这是朋友之间的参考，那么之后当设计师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在长乐路上开张时，这类“参考”则愈演愈烈，最后发展成其他店主直接将包工头领到Oneby One橱窗前，指点着要求达到这样那样的效果。

　　“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用花纸将整个橱窗都封了起来，因为他们就站在那里说‘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’。”邱昊说。

　　正如你可以带着装修队去宜家一样，假如只想要拷贝具体物件，那么并没有多少困难可言。“最早看到The Thing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很高兴，以为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店。可是现在和我们的初衷相差太远了。”翘翘无奈地说。

　　事情并不止于墙壁、地板、门框和橱窗。去年冬天，在这一段短短的路上曾经出现了三件一模一样的红色毛衣。这件毛衣同样出现在Undercover 的专柜里。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。如果你稍微了解国内服装市场的混乱局面，那么对这种现象也就不会感到太吃惊了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你得知长乐路上有一家叫做Liu2的店，店主过去是One by One的vip会员，在自己开店之后，他将在One by One 以折扣价购进的服装标上比原店更低的价格出售，你会作何感想？

　　“我们私底下认识许多设计师。我们觉得他们太急于上位。”翘翘说，“这些熟人抄了我们的设计，但因为平时都认识，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。”

　　如今长乐路上的不少店主，过去都曾经在大企业如美特斯·邦威工作。他们创建自己的品牌，却又急于盈利，因而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，也就是完全拷贝同行来达到目的。有些人甚至在网络上直接拷贝国外大牌的设计细节，通过自己本来的工作关系，拿到大公司的打版部门去做拷贝。他们开出很高的价格，以此直接抬高身价，随后再给顾客折扣，来保证销量。如今长乐路上的外贸商店对设计师店铺都持鄙视态度，因为“外贸店是不随便给低折扣的”。

　　在一个驳样之风盛行的国家，类似翘翘和邱昊这样的店主可以说是最基层最直接的受害者。然而对于抄袭，并非所有人都持严厉态度。同为新锐设计师的何艳就认为，抄袭也是快速学习的途径，虽然不值得提倡，但也不是十恶不赦。“每个人做这一行的初衷不同，有的人可能仅仅想成就业绩。”她说，

　　“如果他们抄得好，也可以满足顾客。我觉得一个不知道Chloé为何物的人买了Chloé款式的服装，这种行为反而更接近于购买设计本身。”何艳自己就想过做一组以抄袭为主题的设计，所有灵感都来自于大师作品，名为“If I were……”。

　　香港的时尚撰稿人Dora Chan去年为德国的出版机构daab撰写一本名为《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》(Young Asian Fashion Designers)的书，曾经特意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，研究中国的时尚业现状。在她看来，中国时尚业目前没有什么严重问题。“假货是个问题，但我始终认为，只有你优秀，别人才会来抄袭你。而如果你真的很优秀，别人不管怎样也会追随你的。”她说。

　　何艳也持相同意见：“有人买假的，就有人买真的。前者不是我要的顾客。”

　　年轻不是本钱

　　“大家都想赚大钱，”邱昊说，“但在当今的中国，真正做设计的并不赚钱。”

　　32岁的设计师何艳对此深有体会。2003年底，她从就职的服装公司辞职，开始制作自己的系列。不到一年之后，她在华东师大后门的一个小酒吧做了三场发布，获得了热烈的反响。2007 年，她在进贤路上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。当年11月，她与朋友合作，在尚街开出店铺。何艳专营高级定制服，因为以她目前的财力，无法负担成衣的生产。尽管以每年一个系列的速度推出新款，并且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客户，但何艳坦言在尚街的生意不好，自己的生活至今也尚未获得改善。

　　对此，WangWei Gallery的设计师王巍表示毫不惊讶。他早年在逸飞起家，之后去伦敦发展，目前已经在海外拥有了自己的市场。在他看来，设计师起步时期生活艰苦是肯定的。“上海的情形比伦敦要好。”他说，“在伦敦，年轻设计师们把所有钱都拿出来买面料，境况更加艰苦。这是正常的。”

　　何艳对事业没有具体的规划。“我对目前的发展状况不满意，但是对工作状态满意。”她说，“我想我不擅长做生意。”她雇了三个兼职的工人，自己负责设计、定工艺、与版师一起研究打版。她的店铺位于尚街1号楼的4楼，商场招商时，这一层原本被定位为设计师楼层，她听说张达、高欣、翘翘、破壳都会来，这才决定落户。没想到所有人最后都改变了主意。“我是最后来的，可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。”她说，“现在看来，这是个错误的决定。”

　　对ZUCZUG 的创立者王一扬来说，尚街这一类商场的出现已经是时装市场一个巨大进步。“我们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，是从百货商店开始，根本没有其他选择。现在个性的、细分的市场已经出现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可是何艳认为，尚街有很好的初衷，具体事务却做得很差。“如果我来做，肯定比现在强。”她希望商场的客流量大一点，买她衣服的人再多一点，但又自我解嘲说：“这两年经济也不景气，谁还来买这么贵的衣服呢？”她坦言：“我在这里的租约签了两年，可是我巴不得现在就走。”

　　就连已经站稳脚跟的One by One也感到前途难料。“我们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”翘翘说。

　　在上海这样一个本质上保守的城市，年复一年，新的品牌纷纷涌现，又很快地相继倒闭，年轻设计师如何生存，是他们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。Dora Chan在撰写《亚洲年轻时装设计师》时，原本打算将入选设计师的年龄限制在25岁以下。然而通过调查，她发现在亚洲，这个限定是过分苛刻的。“在欧洲没问题，但亚洲设计师需要一段时间来使自己的风格成熟化。”她说，“我认为这是因为，他们需要一段时间，比如旅行或者留学，来使自己充分理解西方审美、融入西方文化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已经过25岁了。而在此之后，他们又需要几年时间来塑造和稳固自己的技巧和风格，所以当一切就绪，大多数人都将近30岁了。”遴选的年龄标准一再放宽，最后为了在其他方面有所保证，Dora Chan将界限提高到了40岁，最后入选的四位中国设计师是邱昊、何艳、马可和王一扬。后两者已经远远超出了25岁。